奪命的氣候還會再來，許多房產與財物損失保險沒保，聲討無門。
北美館擴建不只是北美館的歷史轉捩點，也是王俊傑的關鍵任務之一，更是他帶領北美館為台灣當代藝術定錨的重要考驗。如果平常沒有接觸，突然要跟對方借東西，哪有人要借你。
儘管行程緊湊，王俊傑看起來依舊神采飛揚，分享自己的工作內容時，更是眼神發亮、充滿熱情，對他而言，參與一檔展覽從無到有的過程，就是這份工作最大的成就感。這時候就需要透過行銷對外推廣，把藝術轉譯成大家可以理解的語言。用行銷推廣與大眾對話把藝術轉譯成可理解的語彙 放眼未來，王俊傑期待透過研究、策展及推廣，讓北美館成為具有前瞻性及示範作用的首都美術館，也在過程中為台灣藝術定錨。「我覺得美術館不該只是迎合大眾的喜好，更應該去引領觀眾走向更具前瞻性的道路，公立美術館尤其如此。「這是身為館長的重要任務，關於美術館的營運重點、我們該如何連結專業人士的策展理念和一般民眾的觀展體驗，都必須率先提出我的想法，大家才能往一致的方向前進。
」 不只是將藝術作品編年斷代，更要在研究的過程中，藉由現在的觀點回望過去，並理解過去對於現在的影響。Photo Credit: 台北市立美術館 館長王俊傑與藝術家盧明德於個展「大遷徙」開展前，針對整體呈現做最後確認。他們相信只有少數人可以明智地進行決策，其他人都只能學習實作技能，並且必須學同一套觀點的美國歷史。
在整個社會不斷向前進步的複雜過程中，學校這種機構以及教師這種職業，都必然越來越多」。美國在教導人們製造東西的時候想得不夠周密。羅斯與威爾森之所以把美國社會分成菁英與其追隨者，就是因為他們相信理論思考與實作技巧是兩種不同的能力。教育能做的比目前能做的更多，而且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提高孩子的效率。
他認為「先把兒童還沒定型的思維固定下來，之後就可能以此打造出巨大結構、產生實際影響」。這不是說我們不該對他們抱有期待，而是無論我們多麼期望都注定失望。
愛德華・羅斯有個學生叫大衛・史奈登（David Snedden）。就是要在學校裡嚴格訓練學徒，讓他們熟練特定的工作流程。羅斯這本書是在講菁英如何透過控制社會規範來統治社會，而主要的控制機制就是教育。當代文明的特質給了我們最有力的理由，去要求公立學校不能只教導文化裡最經典的部分，而是應該加強訓練實用的技能，去因應世界中各式各樣的工作，提高每個人的工作效率。
他在第一章〈教育的社會起源與功能〉的其中一節「學校是一種社會分工」中提到，「我們可以把正規教育機構的發展⋯⋯視為社會從原始發展到文明的過程中所需的其中一種勞動分工。史丹佛大學教授大衛・拉伯里（David Labaree）在一篇論文裡，整理了史奈登對二十世紀美國教育政策的巨大影響，並認為史奈登與史丹佛之間「最重要的聯繫」就是羅斯。「通識教育」（liberal education，字面上即自由的教育）在概念上就預設了只有一小部分的美國人適合做理論思考，大部分則適合學習實用技能。文：傑森．史丹利（Jason Stanley） 史丹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愛德華・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在一九〇一年的著作《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中，細細論證了教育體系為什麼是菁英族群控制社會的理想機制。
他認為社會化的課堂教學，是為了讓學生獲得民主、平等尊重、共同決策的文化。羅斯的教育理論在當時絕非小眾，而且對美國教育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用教育經費去教那些明知不可能成功的東西，絕對是不愛國的。在整個二十世紀，自由民主國家中都一直有人持這種看法。
這種觀念奠基的意識形態就是菁英比較優越，譬如白人菁英比其他人優越。」他反對「老派的個人主義教育觀」，認為那是過時的前工業社會遺物。大多數人都得去當挑水工或樵夫。斯普林對杜威與歐文・金的觀點差異的簡述如下： 在美國學校逐漸採用社會化教育之時，人們也繼續把它當成一種向未來的美國公民灌輸團結與社群意識的方法。史奈登對教育的願景清楚地呈現在威爾森一九〇九年的演講之中。世界上千篇一律的工作永遠都做不完，如果國家沒有一大批訓練有素的技工去把這些工作做好，國家就會在現代文明的競賽中落於人後。
菁英族群必須「把願望、品味、道德意見廣傳給大眾」。這場演講讓史奈登立刻成為教育改革界的名嘴。
但杜威在著作中對社會整合（social unity）的看法，與後人的其他論述有一項重大差異。歐文・金提倡的是一種新的教育模式，它的基礎來自喬爾・斯普林（Joel Spring）所說的「社會化的課堂教學」。
我們好高騖遠，什麼都想做，結果全都沒做好。前者想要一種典型的民主，後者則想建立柏拉圖的理想國。
該書第十四章討論的是教育，指出「用教育體系來建立社會秩序，是歷史悠久的有用方案」。我們可以從中看出羅斯與當時其他像他這樣的人的看法，留下了什麼影響： 回頭想想就知道，我們其實想在現代社會中做兩種不同的事。愛荷華大學的教育學名教授歐文・金（Irving King）在一九一三年出版了《為了提高社會效率的教育》（Education for Social Efficiency）正如前文所說，美國那些反對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會根據腦袋活與體力活之間的天生差異來幫自己的做法辯護，但這種差異其實並不為真。
」他反對「老派的個人主義教育觀」，認為那是過時的前工業社會遺物。該書第十四章討論的是教育，指出「用教育體系來建立社會秩序，是歷史悠久的有用方案」。
在整個二十世紀，自由民主國家中都一直有人持這種看法。這種觀念奠基的意識形態就是菁英比較優越，譬如白人菁英比其他人優越。
當代文明的特質給了我們最有力的理由，去要求公立學校不能只教導文化裡最經典的部分，而是應該加強訓練實用的技能，去因應世界中各式各樣的工作，提高每個人的工作效率。斯普林對杜威與歐文・金的觀點差異的簡述如下： 在美國學校逐漸採用社會化教育之時，人們也繼續把它當成一種向未來的美國公民灌輸團結與社群意識的方法。
他們既沒有學好通識能力，也沒變成能帶來幫助的專家。我們好高騖遠，什麼都想做，結果全都沒做好。美國在教導人們製造東西的時候想得不夠周密。他認為「社會在組織成集團時效率最高」。
羅斯這本書是在講菁英如何透過控制社會規範來統治社會，而主要的控制機制就是教育。羅斯與威爾森之所以把美國社會分成菁英與其追隨者，就是因為他們相信理論思考與實作技巧是兩種不同的能力。
後者注定會讓個人在群體中失去自己的身分。這場演講讓史奈登立刻成為教育改革界的名嘴。
無論大家如何說菁英不該把自己的意識形態灌輸給弱勢團體，那些在自由民主國家中自認為菁英的人都顯然不這麼認為。教育能做的比目前能做的更多，而且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提高孩子的效率。